人只有讲真话，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
历史的发展有两条道路，一条是科技的，一条是政治的。前一条道路，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它的发展，从原始的结绳记事到运算神速的计算机，从冲天而起的爆竹到登上月球的飞船----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。而后一条道路呢？人在政存，人亡政息，当一位主政者离开政治舞台，他的丰功伟绩也基本上灰飞烟灭了。政治并不是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，它经常是在原地踏步、徘徊，甚至往回走，如同一个巨大的磨盘围绕着远古铸就的轴心不停地旋转，转来转去还是老地方。今天的民主制不比古希腊有多少进步，今天的专制制度也与秦始皇时代差不多。美国传教士亚瑟.史密斯（1845-1932）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，他对中国十分友好，这从他1906年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退还庚子赔款获美国国会通过，为中国学生出国学习提供经费得到佐证。1894年，他在中国二十二年时写出的《中国人的德行》从27个方面阐述了当时中国的风俗、礼仪、性格、文化。鲁迅先生曾拟文力荐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史密斯已经作古，比照现在，除了经济科技的突飞猛进，文化和意识形态其实并没有多大进步。我们今天所讲的“七不规范”、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、“精神文明建设”，其实只是保持人类社会延续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外部环境的基本要求。<br /><br />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国家会有一些不同的道德、伦理和价值观念。同一民族、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时期，其道德、伦理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很多变化。然而，“不许说谎”几乎是所有民族、所有国家从古到今都要求遵守的道德戒令，也可以说是全人类最古老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。如果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在说假话、说谎话，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肯定是没有可信度的，也是不可能强盛的。<br /><br />“言论自由”是“人格独立”的保证，只有“言论自由”，才能遏制谎言，阻制“异端邪说”的传播。李大钊于1919年6月写的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》一文中指出：即使是“异端邪说”，当民众还不认识时，强行禁止，只有坏处，没有好处。这种做法，等于把坏东西隐藏起来，不让大家看。人们再碰到坏东西，还容易误信，更危险。因此，信仰错了，“都比那无知的排斥、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”。李大钊还说：“禁止思想自由的，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。你要禁止他，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。你怎样禁止他、制抑他、绝灭他、摧残他，他便怎样生存、发展、传播、滋荣，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，本来如此。我奉劝禁遏言论、思想自由的注意，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，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。”<br /><br />只有“言者无罪”，让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，才能创造比现在更好的制度。陈独秀在《法律与言论自由》中说：“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，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侓以内的言论自由，并且不宜压迫人民‘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’。法律只应约束人民的行为，不应约束人民的言论，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，才能够发见现代文明的弊端、现在法律的缺点。言论若是没有‘违背法律的自由’，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、现在的法律，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，比现在更好的法律。”<br /><br />“言论自由”是民主制度的基石，也是民主制度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。“言论自由”的前提是“言者无罪”，即任何人不得以“思想、言论”为罪名，闭塞言路，剥夺他人的自由权、生命权；任何人不得以“服从、考验”为诱惑，要求他人对他不知道或不熟悉的人或事表示态度；这样，人民才不会担心由于说真话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或不公正的待遇，社会才有可能形成人人说真话的和谐、真诚。<br /><br />说真话是人性最基本的诉求。只有“言论自由”，才能广开言路；只有“言论自由”，才能明辨是非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愿望。俘虏与叛徒不一样，乞丐与强盗不一样，这是所有人都分得清的。当外界不许你说真话的时候，你宁可别说话，也不要说假话。换句话说；即使被人要挟，也不要做叛徒。假话也许可以帮你走出暂时的困境、获得眼前的好处，却让你的心灵从此抹上了阴影，会让你的良心永远不得安宁。至于那些假话连篇、没有道德底线的人，他们已经不是本义上的“人”了。这就是巴金所说的“人只有讲真话，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”的含义，也是巴金代表作《随想录》留给后人的真谛<br /><br /><br />【第一哲学的博客】<br /><br /><blockquote class="blockquote">From: http://lfc001.com/read.php?tid=8805&page=1&toread=1Powered by PHPWind.com</blockquote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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