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知青 回忆录 （六）

地摊革命

二十六、一顶崭新的军帽
我们连队地处农场的西南方向，距西边最近的江滩不到二公里，南端紧临南京军区的东方红农场，一个营级单位，但他们的场长却是个三八式的团级军官。以电灌站向南六百米的一道东西向高岗为界，高岗以南就是部队的东方红农场。
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提到过，我们有时会到东方红农场去洗澡和看露天电影。这是我们离部队农场近的好处了，平时要买牙膏、毛巾之类的生活用品也可以到那里的部队小卖部里去买，我们第一次喝的那瓶红葡萄酒就是在那买的，我和牛鹏在那里买的一把铝制小勺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着。由于经常去，也为了说起来方便，我们平时习惯把后面的农场两字省略了，直呼“去东方红吗？”、“刚从东方红回来”……
那天晚上，东方红要放露天电影，晚饭后我们拿着小板凳，三五成群地走在田野，走向高岗，走近电影放映场——小卖部门前的那块空地。到那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放新闻片了，当年都是这样的，在故事片开始前总会先放些“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”的记录片，我们习惯称之为新闻片。场地上黑漆漆的，好在也不用找座位，眼睛好的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了，没带凳子的，往后面一站就行，但是那天看电影的人好象特别多，我和双喜两人没找到合适的地方，就沿着外围猫腰走着，一直走到了第一排，看看要是就靠边坐的话，角度实在太小，斜着看肯定很不舒服，我们也不管什么了，就在前排的中间坐下了，后面全是当兵的。坐下后就老老实实地、目不斜视地看电影，心里还在担心部队的人别赶我们走噢，因为我们是来揩油的，并且我俩也确实坐得太不是地方了。这样想着、看着，没过十分钟，坐在我左后的人说话了：小鬼，你是知青？我想，坏了，肯定不允许我们在这坐了。不让坐就不让坐，还明知故问干什么，来这里看电影的除了当兵的能有几个不是知青？我这样想着，还没回答，那人又说：你是近视眼吗？我的眼睛也有点近视，你的眼镜能让我戴一下吗？哈哈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要试试我的眼镜，我说：是的，我是近视眼，所以只好坐前面点。我说着摘下眼镜给那人：你试试看。他接过眼镜戴上就说：哎呀好清楚啊，看来我眼睛是不行了，要配眼镜了。于是，他就和我攀谈起来，问我是那里人，多大了，能不能帮他买付眼镜。我说可以啊，我哥就在眼镜厂工作，我这付就是哥给买的，但是你得告诉我要多少度的，否则没办法帮你买的。他说：我不知道度数呀，你这付就很好，就照你这个买好了。我当时根本就没多想什么，就说：那你就把我这付拿去好了，我再让我哥买一付。没想到这位当兵的也不客气，当真把我的眼镜收下了：谢谢你啊，小伙子（不叫我小鬼了），我是这个部队的营教导员，姓施，欢迎你有空去我那里，我们交个朋友……
朋友是“交”了，眼镜也给他了，可我一直没去他那里玩，双喜曾提醒过我：什么时候去施教导员那里？我说等割完稻再说吧，这一阵怪累的。一来我们时间也紧，难得休息；二来人家是军官，在东方红已经是“高干”了，我们是小知青，去了又能咋样呢。倒是眼镜送给他以后我自己很不方便，有时候到十四连去看电视总是模模糊糊的，十四连是9寸黑白电视机放在凳子上、凳子再放桌子上，这样好多些人看。因为几十人看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，除非你坐前面，但那是去人家连（那时我们连还没有电视机），只能远远地在“外围”看，没了眼镜根本就看不清。后来我哥又给我寄来一付，可是度数深了些，带着也看不清，还头晕，一直到那年的春节回家才解决了问题。记得有一次去14连看于洋、杨雅琴、郭凯敏（演一小战士，后来因《庐山恋》而大红）的新片《第二个春天》，我戴着哥重新给我买的那付眼镜却怎么也看不清，只得用手将眼镜拿着离眼睛稍远一点才勉强能看，就这样我两只手轮番举着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把《第二个春天》看完。
一天中午，突然有两名战士找到我宿舍，其中一位那次看电影的时候见过，就坐在教导员旁边，两只眼睛亮亮的，人看上去很机灵，一看就是当警卫员的料（可惜跟在营级干部身边的还称不上是警卫员，也就是个通讯员文书之类的吧）。他说：你怎么不去我们部队呀，我们教导员很惦记着你呢，今天特意要我来找你，让你抽空去一次。当时正值秋收季节，满地稻子还等我们去收呐。我说：等忙玩这阵子再说，下个月吧，12月份我一定去！
12月初的一个星期天，天气很好，不冷不热，我叫上双喜一路走向军营。营部在东方红小卖部的东边不到2公里的地方，我们俩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，他们好象知道似的，我一问：施教导员在那里？那哨兵就说：你们是18连的知青吧，教导员就在前面那屋里呢，你们自己过去吧。我们刚走到他住的那屋门口，教导员就迎了出来：哎呀，老朋友你总算来了，来来来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呵呵，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见面，我已经从小鬼到小伙子到老朋友了，角色的转变就这么快啊。这是教导员的宿舍兼办公室，比我们四人住的宿舍稍小些，靠里面是只双人床，床前就是只办公桌，正对着房门，南面进门的左手边窗下是一张小桌，上面放着热水瓶和一些盥洗用品，靠西墙放着两张椅子，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很简洁，很干净，这就是部队内务的要求吧。
聊了一会，时间就快到吃午饭了，教导员吩咐通讯员：今天让食堂加两个菜，搞好后就送到我这里来吧。在饭前的那会儿，他拿出来一顶崭新的军帽给我：本来为你留了套军装，准备送给你，可是你一直没来，后来我小舅子来了，就让他拿走了，就剩这帽子了，给你留个纪念吧，戴上看看合适不？我戴上了，他说不错啊，小火子很神气嘛。在那个年代里，年轻人都很崇尚当兵，当不了兵的能有套旧军装都能把它当时装来珍惜，要是有套四个兜的干部装，那是值得骄傲的事了。现在我戴上这顶军帽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确实“神气”不少，心里边美滋滋的，赶紧说：谢谢教导员！他说：要谢呀，还得我谢你啊，你的眼镜可帮了我不少的忙哦，你这小伙子真不错，我们俩素不相识，你就把自己的必需品送给了我，一点不图回报，叫你来还不来，够朋友！我说：没什么，我比你方便一些嘛。教导员，我，我还想要样东西，不知道行不行，我想跟你再要个帽徽……他说：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通讯员，你马上去搞一个。于是，我有了真正的、崭新的军帽。
开饭的时间到了，两个战士把饭菜都送来了，教导员的办公桌此刻变成了餐桌，教导员、通讯员加上我们俩，四个人围着办公桌这就开饭，教导员拿出来一瓶白酒：今天我们都喝一点酒，这酒不错，就是高了点——65度，没关系，少喝一点就不碍事的，再说了，部队有句话叫当兵的哪能不喝酒，我想你们一定也有句话叫哪个知青不能喝酒。他的话一下子把气氛搞活跃了，驱散了我们的拘束感，缩小了知青与军人之间的差距。他为每个人斟满一小杯65度的白酒（没好意思问是什么酒）：来，为我们能够成为朋友，干了这一杯，接下来就能者多劳，我不勉强。一杯第一次听说、第一次喝的65度酒下肚把我烧得脸都发烫了，再看双喜也比我好不了多少，教导员哈哈大笑：好，好，有点军人的风格，爽快，你们也是战士嘛——兵团战士，来来，快吃点菜……在他的招呼下我们才注意到今天的菜比我们兵团的菜可要好多喽，四菜一汤，别的都不说了，光那个辣椒炒肉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：肉丝绝对多于辣椒，油水足，色泽诱人，在那个年代别说是我们连队食堂做不到，就是在家里也不可能放那么多肉丝呀，城里都是凭票供应的，哪能给你吃那么多肉！告别教导员回连队的路上，我和双喜还念念不忘：那肉丝真多啊……
从此以后，我每年的冬天就戴着那顶军帽，感觉很好，有时候还把红五星帽徽别在帽上自我陶醉一番。然而，那位教导员那里我却没有再去过，直到一九七九年回城……，进厂当了工人，我还是每年都戴着那顶军帽，也许是作为一种念想吧，好多年以后帽子太旧了才不再戴它。也就没有了戴帽子的习惯。
后来听说，一九七九年初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调动了南京军区的一些部队，施教导员带着他的部队上了前线，一种说法他已战死疆场，另一种说法他负伤后转业到了地方。不管怎么说我跟他是老朋友了，这是他给我的第三个称呼，我喜欢这个称呼，尽管我们只见过两次面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很怀念这位老朋友，要是他还健在的话，现在也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……

本文由苏州老年网特约撰稿 作者：江南雪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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