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用怜惜对待淡漠

地摊革命

前言：
地震一年了，很让我惊奇的是，每次纪念日之前的叫嚣都是来自官方的声音，而这次，我却仅是受身边人的提醒。大家都发自内心的记起了这个日子。
给去映秀采访的同行打电话，他说，在映秀呆上几天，就会发觉自己开始对一切都看得很淡，生命的热力和情感的慰藉在这片土地上都像是作态的把戏，这里摒除一切莫须有的大喜大悲，赤裸裸直指生存的终极目的，极现实又极虚幻。
同行告诉我，这里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开始过得很淡然，任何情绪也不能惊扰他。即便这里的路面和街市还是满目疮痍着。
我想，这位同行说得真好。去年他比我先去又比我晚回来，今年这个时候又再去，尚且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回来。他对那里的感觉一定深切而真切。他的表述虽然散乱，我却懂得他的意思。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变故，都会选择坚强求存，而且，很快就能找到坚强求存的方式。越是丧失实质故土的群落，就越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，他们对于自己的乡音沉吟至今，似乎这个出生因为这一场劫难而获得怪异的彰显。
这是我的直觉，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自愈着，他们需要的，是像我同事那样对他们的赞佩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同情和追忆。
正文：
电脑里还存着地震时候拍的照片，只是从不去看而已。去汶川的时候穿过的衣服也扔掉了，带去的防晒霜没用上，丢在当地或者被我遗忘在家里的某个角落。 或许现在唯一还沿用的，从那里带回来的东西，只有我记者证上的照片。不过我们记者证很快即将更新换代，届时，真的什么也不剩了。
刚从四川回来的时候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幻觉，会闻到那里满街巷的恶臭。闭上眼睛就是校门口的表格，上面写着所有遇难师生的名字，死者家属找到了，能对号了，就在名字后面打个勾，然后等着专人把尸体捞出来。
我还记得我始终没有上去的冲锋舟；记得缺水时我和司机拿水贿赂关卡上的兵；记得死也不搬入解困房的灾民.......
当时的一切要说多不堪都不为过。每一个从那里回来的人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深刻的精神困惑和心灵压抑，活着的人比死了的人要经历更焦灼的拷问和煎熬，那时候才能体察等待与生死一线之隔的奇妙。
我们接的几个孩子都活着被送离灾区的，不是所有记者都这么幸运，同行的小伙子没有等到一个生还者，他接到的每一个消息都是一个死亡的噩耗，和一通家属失魂般的哀嚎。
在返回上海接受隔离的日子里，我发现这个小伙子的神态变得十分怪异，眉间深重的阴霾笼罩着他原本就苟笑的脸上。离开隔离室以后，他请了很长时间的假，也推后了自己的婚期。
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平复自己的心情，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今天下午，他穿着浅灰色的西装，无名指上带着戒指，显然已经结婚了，还过得不错。想不通的是，他今天下午是前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一个采访，而采访对象，正是去年从映秀救出来的一个少年。

对我们这行来说，所有的业务和精力相当于无数条具像的艾宾霍夫曲线，不断在即将忘却时，便狠狠来一次提醒，再将忘，再提醒.....反复几次之下，无怪乎我们的记忆力无比精准。
映秀少年去年底的时候在上海入伍，现在成了一名消防战士。黑瘦，冷峻，小个子，说话橡背书。他的班长和中队领导坐在他身边，时常是少年说到一般，话头就被领导抢过去。我们轻轻发出“嘘”声，那领导是不理会的。
我们进行采访的时候，问问他的训练情况，问问他的作息时间，问问他新的爱好。我们都不愿提起那场地震带给我们的残破回忆，一直羞羞避避，故作有而言他。
倒是映秀少年见我们无话可说，便主动说起来，他说话的态度还是像背书。
他领导插话说：关于汶川地震的过去，他们从没再回想过。少年却倔强地说：有的时候自己会想起，但想的时候不会哭。他还会给自己曾经单位上的朋友写信，告诉他们自己的情况。
他领导又说：少年自从当了士兵以后，才明白了什么是责任感。少年又倔强地说：如果没有地震，自己愿意一辈子在映秀的收费站工作。
领导说，孩子还不懂感恩。少年说，“战友”的概念对一个士兵来说更重要。
领导说，孩子离“优秀”还很远。少年说，自己比想象中要坚强，自己比想象中优秀。
最后，领导无话了。少年依然面无表情地坐在我们对面，说话时像在背书，不说话时，像樽蜡像。
要不是一阵警铃，让少年急匆匆冲上特警消防车，这样的僵局不知该如何收场。在空阔的会议室里，我们面面思觑，谁都不敢想这个小个子年轻人竟然敢这么执扭地坚持着自己。
换作我，打死也不敢。

听说兵营就是这么个地方，要不是把人打到没脾气，就是把人打到怪脾气。当兵的，没有文人那么多花花肠子。
不过我总感觉这个少年的脾气不是怪脾气，而是一种“直”与“执”。在强调汶川人在地震后的个体性上，他给我做了很好的说服。
我们自从去年5月12号以后，有意无意地，已经不再将那里的人都做“一个个”人来看了，因为那里的死亡是“一片片”的，“一群群”的。除了用某些数字来量化某些生命体的特殊性外，我们不曾把那里的生命当作“人”之生命来看待。
当我们缓过劲来以后，我们想起来了，是该救助，是该悲悯，是该挥洒些眼泪的。
我总感觉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是瞒着人的，私地下拿着512来谶纬，我们说到“8”如何不吉利，然后很有深意地相视而笑。一边以自创的预言吻合而雀跃，一边以磅礴的施惠而来回奔走。
我们所作的，没让灾民知道，不是私下里的自嘲，而是堂而皇之的铺衬，因为彼时，我们根本没有空闲，将那里的生命，具化为个体，具化为“人”。
我们所流下的眼泪，若只是心因性反应的产物，那，我们比他们还可悲。

要不是这个映秀少年的出现，我也会一直被囚禁于这样的迷障，也会长长久久地在一种空虚的悲悯与将忘而未忘的记忆中，勾勒这场灾难的轮廓。
知道少年的出现，在他冷冽的外表和平乏的声音下，隐藏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和傲气，用语言一次次力争自己的尊严。是的，即便自己来自那里，也不等于给了你们挥洒悲悯的权力。
少年无声的呼喝，是为“人”的巨大勇气，我佩服他。
到了单位以后，在映秀的同行传来了在那里拍的照片，照片上的人笑得灿烂来平静，他们的眼里没有比我们多任何一丝悲怆。那些城还没有修好，依然破破烂烂。但是人心总比城市痊愈得快些，中国人就是这样。
身为中国人，我们倒是忘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巨大生命力了。
很好，他们活得很好。这样的“好”，来自他们自身，所有事物的内因，才是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。至于那些无关痛痒的怜惜，可能仅只是发泄了某些人的沙文情怀。如今的他们已经足够淡漠，宠辱不惊，需要的不是赞美诗一样的讴歌和痛苦，只需要我们看着，他们生存的能力，淡漠的能力。用生存，去平复该平复的。
一周年了，我们该给他们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感到似乎他们给了我某些启示，一些关于中国人生存的定律和必要的时间。如果要我们送上什么礼物以助长这些伟大的生命力，我想，那就是我们的赞佩和褒扬了。
还有，差点忘记了，就是我们要记得，每个中国人，都是“人”，不要等到聚成了一“群”，一“片”之后，才能触动我们的神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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